但是开销却是越来越大了。向“札差”抵押禄米而借钱的武士越来越多，有些甚至连2年后的禄米都抵押掉了。

　　为了限制札差的财富膨胀，享保9年（1724），幕府规定只有指定的109人可以做札差，并且结成一个类似于行会的组织，严禁一年的利息高于15%。

　　然而，武士们终究还是离不开札差。

　　要想将米换成钱，还是得仰仗札差的人脉和财力。

　　札差的人数受到限制之后，反而地位更加高了。

　　虽然幕府限制了贷款的利息，但是多收钱的方法还是有的。

　　比如在借钱的时候要多收一份礼金。

　　或者在还款逾期的情况下，多收相当于一个月利息的罚金。

　　当时把经常出入演剧场、吉原等声色场所的一掷千金的富豪称为“通人”。

　　最有名的“十八大通”大多数是札差。

　　由此可见，江户的札差们都富裕豪奢到了何等程度。

　　你辛辛苦苦地奋斗一年，也就赚来十几两金、几十两金；人家在吉原、戏园子等声色犬马之地的一夜的消费就逾千金。

　　你舍不得骑的脚踏车，人家站起来拼命蹬。

　　在你面前冰魂雪魄、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的女艺人，在人家面前小鸟依人、赔身下气。

　　在这帮乘坚策肥，履丝曳缟的特权商人面前，武士们毫无尊严可言。

　　一文钱愁死英雄汉——武士们的地位就这样在米和钱的不停交易中慢慢地低了下来。

　　“钱”与“权”乃难舍难分的双生子。

　　毫无疑问，这帮高高在上的特权商人们，从德川家康在江户开创幕府至今，就一直有着举足轻重的社会地位。

　　没了他们的“以米换钱”的人脉，以及层层盘剥的高利贷，全国上下超过半数的大名、武士，都将陷入举步维艰的窘迫境地。

　　于是乎，不论是幕府的高官，还是各个地方的藩国大名，都乐于结交特权商人，最起码也不能得罪对方。

　　万恶的官商勾结……就这么产生了。

　　特权商人贿赂官僚。

　　官僚给特权商人提供种种便利。

　　双方的朋比为奸，使特权商人俨然已成凌驾在武士阶级之上的新的权贵阶级。

　　就连官老爷都得卖特权商人几分薄面，遑论区区的平民百姓？

　　随着特权商人的日益骄横，接踵而来的，自然便是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、越发尖锐的阶级矛盾。

　　实际上，特权商人们所犯的恶行，早就超脱了横行乡里、在街头调戏妇女这种低端的程度了。

　　江户时代的四海升平的安逸环境，使各大城町的商品经济获得快速发展，江户、大坂等地区业已萌发出资本主义的萌芽。

　　受此影响，特权商人们不再是单纯的古典商人，他们拥有了部分资本家的特性。

　　只要能使资本增值，他们便不择手段。

　　每逢大旱、大涝、大疫的灾年，市场里都必定会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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