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去的贝都因人所做出的安排。

　　至于留在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人，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了。

　　在某个东方大国的历史上，中原农耕王朝曾不止一次的击溃了草原游牧政权。

　　但是，在满清之前，没有一个中原王朝在草原上建立起有效统治。

　　在满清之前，中原王朝对草原的政策不外乎三种：

　　第一，拉一派打一派，保持平衡，隋唐前期等中原王朝强盛的时候都是如此。

　　第二，有限的低烈度战争，在边境搞缓冲区，通过军事威慑和经济贸易来控制对方。宋朝和明朝后期都是如此。

　　第三，穷天下之物力，毕其功于一役。打出几十年的和平，汉武帝、隋炀帝都是这么想的。

　　问题在于这三策，都需要中原王朝能镇得住场面。

　　就算是最不堪的南宋，也在稳住阵脚之后，和金朝取得了战略上的相持地位。

　　唐朝在太宗和高宗时期，对草原的控制力也是非常强大，突厥、突骑施、薛延陀……草原的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，谁冒尖就打谁，但是又如何呢？

　　草原上的人口源源不绝，不断的在互相的迁徙、仇杀中养蛊，打掉一波又养出来一波，唐朝的镰刀再快，也有割钝的时候，等到武则天上位，清洗了一大波名将之后，突厥果然就死灰复燃了。

　　在内亚语境下，牧区的权力真空不会持续太久，总会自发生成新的权力中心。

　　如汉灭匈奴，而鲜卑兴；唐亡突厥，则回鹘起。

　　即使能铲除一个游牧政权，很可能不到十年又会出现新对手。

　　这三策，都依然还是区分“敌我”的，以术驭人，必然是貌合神离。

　　拳头大能压服一时，不能压服一世。

　　如果做不到把原住民彻底赶走，那么想要真正的降服，那么就需要模糊“敌我”的概念，让双方能够存在除了“我打不过你，暂时拜拜你讨点好处”的想法，还能有思想文化上的认同。

　　满清就做的相当好，有很多所谓什么“播黄教以安蒙古”，“满蒙和亲”，“满蒙一家”，这些都只能算做辅助，真正将蒙古彻底解决，起到一锤定音作用的是满清创造性的制度—盟旗制度。

　　草原的活力在于迁徙，在于人口不断大规模流动中的残酷冲突，在血与火之间诞生出的强者，也获得了和中原王朝掰手腕的能力。

　　盟旗制度恰恰就是限制了牧民的游牧范围，改游牧为畜牧。

　　清对归附的蒙古部众，按盟旗原则重新安置归附的蒙古诸部，直至全蒙古部众悉数被纳入盟旗体制。

　　其中，旗是清廷设在蒙古地区的基层行政单位，在法理上是清朝皇帝（也就是蒙古大汗，私下的）赐给旗主的世袭领地。旗经过编织佐领，安置属民，分给牧地，划定旗界，通过任命札萨克（执政官）而形成。

　　盟为旗的会盟组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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